唐朝的均田制，是一场深深影响国家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土地制度变革。在唐高祖李渊统治初期，均田制被重新确立，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前朝的实践并有所发展。
在唐朝统一全国后，局势逐渐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重新颁布了均田令。此后的岁月里，根据形势的变化，又先后于开元七年和开元二十五年对均田令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均田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对于未成丁的男子和成年男子，他们每人可以获得100亩田地，其中包括口分田和永业田。老男、笃疾和废疾等人群则获得相应的口分田。而那些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如果以老男、笃疾和废疾为户主，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永业田。道士、和尚等特定群体也获得了特定的田地分配。值得注意的是，狭乡新受田的人所获得的口分田是宽乡的一半。
除了具体的田地分配，唐代官员还授予永业田作为职分田。这种制度对于稳定官员队伍、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唐代均田制也存在一些限制和规定。一般妇女、部曲、奴婢和耕牛并不在受田范围内。这一规定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不同群体的不同待遇和期望。
唐代均田制的实施背景独特。隋末农民起义后，大量公私土地成为无主荒田，这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农民战争的冲击削弱了大地主的势力，使得推行均田制的阻碍因素减少。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稳定政权，均田制的实行成为了必要之举。强大的皇权为这一制度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证。尽管均田法令存在，但土地兼并的行为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裁和挑战。
尽管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需要缴纳的租调和力役也固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农民实际收益往往少于规定的数量，土地的质量、地理位置等因素都会导致偏差。尽管如此，唐朝的均田制在扩大耕地面积、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隋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均田制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商品交换的发展导致了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这是均田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新的官僚贵族和地主商人对土地的强烈愿望加速了均田制的灭亡。由于唐代均田制是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榨取租调的制度，一旦社会动荡或农民逃亡发生，均田制的重要作用就会消失。均田制的瓦解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土地的自由买卖、荒地数量的有限性、经济衰退等。最终导致了均田制的废止。这一制度的瓦解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唐代均田制的兴衰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