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河，古称“滳水”，其一条支流蜿蜒流经广宗县。在清初，人们为安全起见，曾筑起了河唇堤坝。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百姓那种安于小乐的性情，到了二十年后的1681年，广宗县的防洪措施已形同虚设。
当时，知县吴存礼面临一个选择：是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对漳河视而不见，还是选择自我挑战，着手修复大堤。他选择了后者，给自己找了一个“天大的麻烦”——重修大堤。
修河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有政治考量。吴存礼深知水患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他明白如果任由河水泛滥，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是他召集村民，向他们解释重建大堤的重要性，晓以利害。他计划等明春农闲时开始修复工作，争取在夏雨来临前完工，以保障秋收。
问题很快出现。百姓对修河这件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表现得漠然。吴存礼深入了解后才发现，原因并非贫穷，而是“不公”。原来，早年修河时的工作分配是按照农民土地的持有量来确定的，地多者出人众多，地少者出人少，无劳动力的女户只需送饭即可。这看似公平的原则，却因为里长村官为图省事，不顾人口变化，仍按旧文件执行，导致民众产生不满。吴存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跑遍了数十个村子，澄清状况，调整策略。
一个月后，一座坚固的大堤坝如春笋般崭露头角。这座堤坝犹如铁铸般坚固，还种植了杨柳以进一步加固。它足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灾。竣工仪式上，吴存礼以“花红酒礼”奖励劳绩突出的堤长和民工，这在封建时代绝对是罕见的。
吴存礼在广宗县的善政使他每次吏部考核都名列前茅，并累迁苏州巡抚，在这个富庶的“人间天堂”任职十多年。康熙皇帝曾多次在朝会上称赞他，甚至在南巡江苏时特别召见了他，并赠诗一首。
吴存礼并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他的仕途确实够“勤”的，但他的“勤”并非勤政爱民，而是勤于贪污行贿。在苏州巡抚任上，他向京中200余名要员行贿白银44万两。这些钱来自百姓，是吴存礼从民脂民膏中搜刮出来的。
那个曾被康熙皇帝称赞为“爱民、护民”的好官，如今已蜕变为一个“残民、害民”的贪官。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康熙皇帝的默许和纵容。当初吴存礼初入仕途时，康熙仍是一代英主，但几十年后，他只想粉饰太平，对视而不见。在此环境下，清官如同水中的油脂，逐渐被挤出官场。吴存礼正是参与到这种“变化”中，并顺势成为其中的“幸运儿”，但他的幸运很快就到头了。一即位的新帝就以“贪腐严重”为由将他开革为民。
吴存礼的成败与康熙及其孙儿的治国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曾有过英明的开端，但最终却陷入了前清后混的困境。可以说，吴存礼的成于“河工”、毁于“贪腐”的命运与康熙帝的这种变化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