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那时，四州之地被一股强大的势力所吞并，气势如虹，正准备进军许都。与此江东地区亦处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刻，羽翼未丰，面临着来自南北的压力。尤其是北方的威胁，形势异常紧迫。
当时，袁绍的力量在北方正强，而孙策则在江东地区积极扩张势力。从地理分布来看，袁绍、曹操和孙策三个军事集团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一旦袁绍进兵，孙策伺机偷袭，曹操必然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曹操为了解除来自江东的后防压力，巧妙地运用了“和亲”策略。
通过联姻，曹操不仅缓解了来自南方的威胁，还为与袁绍的官渡决战解除了后顾之忧。而江东地区则专注于内部的经营，未能充分把握这一绝佳的时机。虽然“和亲”不能确保双方的长期和平，但从战略上看，曹操此举确实麻痹了孙策，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困境。
王朝虽已分崩离析，但汉献帝仍是天下公认的正统天子。谁控制了他，谁就能“动托诏书，号令海内”，取得居高临下的主动权。“迎汉献帝”之争应运而生。曹操和孙策都有“迎献帝”之心。曹操的谋士毛玠早已为曹操定下了取天下的方针，而孙策则试图在官渡之战中袭许，迎献帝。
在“迎汉献帝”这一事件中，曹操最终胜出。他迎汉献帝到许，完成了这一计划，使自己一跃成为大将军，总揽朝政。而孙策之死，则彻底葬送了江东争正统的机会。孙策之死源于许贡，后被其客所杀。许贡代表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孙策之死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北来人士与本地势力之间的势力争夺。
从整体上看，孙吴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主要是求稳定，但在求稳的孙策也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寻求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官渡之战中，孙策本有“坐收渔利”的机会；在争汉献帝的活动中，孙策亦做了“迎献帝”的准备。然而两次事件不是未能实施就是归于失败。直接来看，这都归于孙策之死这一“人祸”，实为历史的遗憾。但深入分析，孙策的死实则是江东内部重重矛盾的激化表现之一。
许贡身边的“寄寓之士”揭示了北来人士与本地势力之间的争夺。这种争夺只是掣肘孙吴外交的内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三国志》中记载的孙策临死时的江东局势表明，天下英豪遍布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策之死和江东政权的局势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矛盾和斗争。
这一时期的历史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各大势力之间的角逐、争夺和联盟都围绕着权力的中心——汉献帝。而江东的孙策之死则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为后来的孙吴政权立国埋下了伏笔。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