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重要职务。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广泛领域，从历史学会的前会长到当前的职务，他的学术成就备受认可。
最近出版的已故学者樊百川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洋务派在引进西方技术过程中的企业创办情况。洋务派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借法”活动中，共创办了六十家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企业，投入经费约五千三百万两白银。这些企业中，军事工业占了二十一个，累计投入经费约为一千五百万两。还有三十九家其他类型的近代企业，投资额度为三千七百万两。从数字上看，洋务派的成就虽然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即便与同期的日本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间就建成了五千六百多个公司，资本总额达到惊人的水平。相较之下，洋务派的投资规模显然要小得多。
在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期间，全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依附于洋务派的“借法”活动，但更多的企业在洋务派的垄断活动中挣扎生长，它们托庇于洋人或其他势力，在崎岖的道路上顽强生长。这些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并非洋务派“借法”活动的产物，而是在洋务派的垄断活动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关于洋务活动期间的企业创办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洋务活动并非全国一致兴办的活动，而是个别官僚经朝廷批准后进行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极不平衡。朝廷作为驾驭者，更关注政权的巩固而非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派主要致力于引进机器技术，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研究不足。他们坚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注重对付国内人民的反叛，而所谓“御侮”的实质只是维护既有的和平局面，面对列强的挑战往往无能为力，不断签订屈辱条约。
第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借用洋匠，但并未采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它们采用传统的官办局厂方式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第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体制，这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利用官许的专利实行行业垄断。
尽管洋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能忽视的是，它没有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洋务活动称为“ ”可能并不准确。从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特别是在洋务活动的后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成就值得我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