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作为魏晋时代主流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当代新儒家一同构成了哲学发展的脉络。
在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领风骚，被官方列为意识形态，成为朝廷入仕的重要途径。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今古文经学的差异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以谶纬立国，经学日益与谶纬相融合。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盛行，使学术依附于政治，流露出了荒诞的一面，受到了王充、荀悦等人的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在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下，也日渐谶纬化，流于支离。士人集团的经历，使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
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但玄学风气逐渐盛行。名士清谈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以《周易》、《庄子》、《易经》为讨论基础，玄理如有无、本末等议题备受关注，论辩深具理致。
汉末因天下大乱，荆州局势相对安定，吸引了许多士人和学者前来归附，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学风，被称为荆州学派。他们逐渐舍弃了象数、吉凶等说法，转而以义理内容为主。
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在当时极为流行，涉及阴阳、天人等论题。魏晋时期，这些讨论逐渐转向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代表。汉代对人性的讨论也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的“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议题，《人物志》为其代表之一。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等议题也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的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许多哲学问题都源于此三本书。其中，《周易》原为儒家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性很强，容易与道家思想沟通。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释作品深受重视。王弼的易学属于义理系，他强调事物的变化仍受到本体的制约，必须依一定规则而行。
至于道家的思想，则着重个人主观心境的探讨。《老子》作为道家最根本的经典，受到了魏晋玄学家的极大重视。王弼的《老子注》等作品解释了“有”及“无”两者的关系。在《老子》中，“有”和“无”都是“道”的表现形态。王弼的注解充分展现了道家的特色，对道家在义理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于《庄子》，在魏晋玄学的地位逐渐上升。向秀和郭象的注释尤为重要。郭象的“冥圆融论”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的盛行不仅丰富了玄学讨论的内容，而且为玄学的讨论方式增添了色彩。
魏晋玄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